目前北京重症患者救治情况，市卫健委发布— —******url:https://m.gmw.cn/2023-01/07/content_1303246850.htm,id:1303246850

　　1月6日，在北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第433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介绍，医疗救治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北京市立足群众需求，采取扩增发热门诊、优化急救转运、畅通入院通道、强化医联体协作、加强重症救治等系列措施，有效缓解了就医压力。目前，全市门急诊量稳步回落，重症患者救治呈现向好趋势，仍处于高位。

　　李昂介绍，本市提升发热门诊接诊服务能力。发热门诊应开尽开，全市发热门诊和诊室总数达1263家，其中二级及以上医院303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960家；采取院内原址扩容、方舱转化、社区巡诊等方式扩容发热诊室数量，全市累计扩容诊室449个；充实发热门诊诊疗队伍，设置简易药房，满足单纯开药患者需求；通过互联网医疗、设置合作诊室和强化分级诊疗等措施，满足市民就诊需求。发热门诊接诊量从2022年12月15日最高峰7.3万人次，逐渐回落到2023年1月4日1.2万人次。

　　本市优化院前急救、急诊、住院流程。采取扩容增补急救资源、增加调度席位、分流咨询非急危重症需求电话，解决市民急救需求；提升全市急诊接诊和留观能力，截至2023年1月4日，全市急诊实有留观床位2472张，可转化急诊留观床位1312张，扩容达145.7%；做好院前急救和医院急诊衔接，打通患者入院治疗通道，实施跨科收治，分流急诊、重症、呼吸、感染等科室收治压力。急诊接诊量从2022年12月30日最高峰5.2万人次，逐渐回落至目前4.2万人次。

　　本市强化医联体协作。依托医联体建设网格化三级救治体系，推进分级诊疗。全市组建56个新冠网格化救治体系，每个网格均由一所三级医院（或区域医疗中心）作为牵头医院，与若干所二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分级转诊机制，基层医疗机构接诊超过自身救治能力的重症患者时，对口三级医院开通绿色通道，及时转诊救治，经三级医院诊疗并病情稳定的患者，转至下级医疗构机进行延续输液、吸氧等康复性治疗，有效分流三级医院诊疗压力。

　　本市加强社区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坚持关口前移，加强重点人群排查和早期介入管理，对65岁及以上老人、严重基础疾病和免疫力低下人群，做好健康监测，全面动态掌握居民健康情况，对病情症状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防止病情转重。对符合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药条件的新冠重点人群，采取早期应用抗病毒药物，同时在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吸氧服务，为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配备指氧夹4.5万个。

　　本市全力做好重症患者救治。扩容重症救治资源，全市ICU开放床位数从2022年12月中旬的3000余张增至7000余张，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经重症医学专业培训的医师数和护士数分别达到1.4万人和2.8万人。成立由知名专家组成的重症管理评估组，建立专家组分片巡查指导机制，按区域对全市收治重症患者的二级及以上医院进行巡诊和指导，提高重症患者救治规范化、同质化水平。

　　下一步，将继续聚焦“保健康、防重症”，全力以赴做好医疗救治工作，进一步加大医疗资源建设储备，分级分类救治患者，加强三级医疗救治体系建设，保障重点人群医疗健康服务，千方百计提高治愈率，降低重症率、病亡率，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转自：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433场新闻发布会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